生命需要4S店

首先来定位一下医生、医院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吧。

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辆跑车。从初生时的踉跄磨合，到中青年时各项性能都达到最佳，再到年老时的逐渐衰减，最终停下来，报废。这么一辆跑车，要想开的年头长，性能维持好，必须有它的4S店。

普通的汽车4S店包括四个S打头的英文单词：销售（Sale）、零配件（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而我说的生命的4S店是什么呢？就是医院。我也给它想了四个S打头的单词。

第二个单词是服务（Service）。这项职能，值得全社会共同反思，更值得国家医改决策者们深入思考。医院，不应该是一个卖药挣钱的单位，而应该是一个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且是不局限于救治肉体的高层次的服务。

当我们的改革不够彻底的时候，医院的目标一度变成了以销售为主旨。不仅患者抱怨，医生也会困惑，医患关系矛盾重重。哪个医生愿意将自己多年学习的成果弃置一旁，转而靠卖药为生呢？如果医生的科研成果和高收入水平可以得到制度上的认可和保障，您认为他愿意做这件事吗？没人愿意，他是被逼的。

第三个单词应该是运动（Sports），以运动作为健康生活的标志。医生的职责，不是从病人前来就医的时候才开始，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糟糕至极了。能不能把我们的“治疗”时间提前，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能不能让人们精神抖擞、热爱运动，而不是病病恹恹情绪低落，最后看病不成反倒“暴动”？

针对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暴力伤医事件，从法制建设和民众理性角度应该如何评价，我们稍后详谈，但有一点是要更加重视的，就是提升民众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防患于未然。否则医生哪怕三头六臂，也难以在最后的关口大显神通。

第四个单词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阳光（Sunshine）。听起来跟医生没什么关系，但又最有关系。每一位患者都处于生命中的黑暗时刻，他在医生这里寻求的不仅是诊断和治疗，还有内心的阳光。所以每一位医生，都不要忘记在你的处方里，加上“Sunshine”这味药。

我做了近十五年的《感动中国》节目，报道过好几位很“牛”的医生。比如我们的老军医华益慰，总是会把听诊器在自己手中焐热了，才放到患者的身体上。这么一个很小的动作，让我看片子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想起自己小时候就特别害怕冰冷的听诊器贴上来那一瞬间。请问，这是念到硕士博士才能掌握的高超技巧吗？不是。但这又恐怕是读多少书都难以到达的境界。

在医术精湛之外，能带给患者内心的润泽和安宁，给人希望，才是一名医生的伟大之处。而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医疗行业的种种社会价值，都与这四个S有关。

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要知道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后面加“德”，一个“师德”，一个“医德”。所以医疗界第一个巨大的价值，就是文明传承的价值。千百年来，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如果没有医生付出的辛苦努力，人类的文明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不断的进步，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又是如何从三十到四十、五十、六十，一直到七十，目标直奔八十……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八十岁。因此，不管今天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始终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探讨问题。

七年前，因为踢球骨折，我在北医三院做骨折手术。在手术台上，大夫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我的回答是：“我会做一个模范患者。这是您的专业，一切听您的。”手术效果非常好。在手术半年后，我回到北医三院的大院踢了一场足球，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也在场。

其实，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会更多。当你一开始就带着怀疑的眼神时，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下中国，医生和整个社会之间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中。

让我感到非常忧虑的是，这两年陆续发生了一些患者暴力伤医事件，网上的留言居然有超过80％的比例是在幸灾乐祸，在替犯罪嫌疑人鼓掌。2011年9月，又有医生被患者杀死，我做过一期节目，题目是我起的，“我们都是凶手”。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认识的一位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主任给我发短信，那条短信让我看了心酸，谈到当前医生的处境，几乎要流泪。

作为社会一员，如果你不能选择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也就成了帮凶吗？接下来让人更加忧虑的局面是，如果全社会都形成了对医院、医生的一种逆反，甚至站在对立面，以至于让医生——这个掌管着人们生老病死的群体——感到强烈的恐惧和不被理解，因此想要逃避甚至破罐破摔的时候，最终的受害者其实不是医生，而是我们自己。

有一些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中国大陆，出现过伤医或打骂医生现象的医院，比例高达63％。有87％的大陆医生在某调查中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做医生。过去，一流医学院的招生分数线几乎和清华北大一样高，也就是说，大量一流人才会选择从医。但是这几年，随着医患关系的问题不断被媒体放大，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下滑。简单的数字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能相当多的一流人才，不愿再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将来，难道我们不得不接受二三流的人才，来为我们保障健康吗？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因此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正确。我相信如果无需承受那些不必要的压力，无需面对“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医生一定会对每一名患者都负起责任。

什么叫负责任？就是给人治病时，当他面对“成功”和“失败”各占50％的局面，愿意冒险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那50％的成功率变成100％。但是以现在的大环境，医疗纠纷如此频繁，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即使能冒险，医生也宁可选择不冒险，最后那50％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受害者是谁呢？

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

接下来，我重点想谈的是医生的三重价值：常识普及价值、社会抚慰价值、社会问题的应对价值。这三点过去讲得不多，尤其是后两点，几乎很少听到，这也是自己在跟医疗界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种越发深刻的感受。

常识普及价值，对应着4S中的“运动（Sports）”，象征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就我个人体验来说吧，从2007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作为卫生部，应该说是“前卫生部”——但我相信过些年还会恢复“卫生部”这个名字，因为现在的部门名字跟世界没法接轨——聘任的唯一的“健康宣传员”，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常识极其重要。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接受“健康宣传员”聘书之前，我跟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一起向会议室走，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陈部长，中国古人一直说‘上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医生医治尚未出现的疾病。卫生部作为国家政府核心部门之一，也应该有一种社会形象的转轨，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家有病了才想到卫生部，到你这儿来治病，治不好就唯你是问。治病是分内职责，但比治病更重要的职能和使命，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更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病能迅速被治愈而不转成慢病——它将为社会节约多么巨大的资源，也相当于提前卸去很多根本承受不起的负担。”

而在这个过程中，常识的推广与普及，其实是每个医生，以及整个医疗系统至关重要的任务。仍然以我自己为例，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血压有点儿高，不断头晕，去医院检查，果真血压到了一个临界点。医生说你得吃药了，我问是不是一开始吃药以后就要一直吃下去了，回答是的。我说这样，先给我两个月时间，让我自己做一些调整，两个月以后如果不行，我再吃药。

我首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晚上快走一个小时，后来逐渐发展成跑步。结果不仅血压很快控制住了，降回正常区间内，其他指标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血脂从临界高点向中点回落，脂肪肝由中度转为轻度，最近一次体检甚至没查出来。

当很多“亚健康”状态开始向器质性病变挺进的时候，通过及时有效的行为干预，情况是可以发生逆转的。而在这个可逆的过程中，如何去传播相关的常识就至关重要了。比如“管住嘴，迈开腿”，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大力传播这六个字，说易行难。

为什么管住嘴？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很多疾病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现在的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大多是由营养过剩造成的。不妨问问自己，有多久没饿过了？我经常跟身边人说，如果吃饭前半个小时你开始感到饿了，说明上一顿饭量合适，不饿，就是前一餐吃多了。我们的身体不需要这么多营养，我们的“胃觉”比“味觉”传感要慢，因此当你的嘴感到“饱”的时候，胃已经过载了。

另一方面，迈开腿，说的是运动。人们享受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体现的是社会的综合体系。举一个例子，从国家会议中心向北几百米，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知道有无数人来这儿长跑，但是我去得少，因为太远，时间成本太高。我都是就近去找跑步的地方，但是条件肯定比这儿差远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好几年了，多年前，我们曾想象举办过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事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但是多年后我们的比赛成绩依然原地踏步，同时身边的体育运动设施依然很少，鸟巢和水立方大多数时间是空着的。青少年的体育课作为很重要的一“育”，除了应试功能，越来越被边缘化。

我们该如何评估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如何衡量它的价值？这一切难道不跟各位紧密相关吗？如果医疗界人士不能投身于对大众运动的积极干预，恐怕就只能坐在你的诊室里，眼睁睁看着每天的挂号数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一上午三十个号，变成现在四十个、五十个，未来可能会涨到六十、七十，直到你不堪重负。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怨声载道：“凭什么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请问你有时间跟他多说两句话吗？

我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储蓄健康”，它比储蓄金钱更重要。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财富，却突如其来因病返贫；也有太多的人“宁买棺材不买药”，忽略平日的健康常识。

作为医疗工作者，如果不能参与到社会行为当中进行干预，不能向人们传递更多常识的话，就只能默认这种现状，并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样，作为主管部门，卫生部如何动员国家力量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治未病”、普及常识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上？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请问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比例排世界第几？高血压患者人数多到什么样的地步？肥胖人群会不会直追美国？

现在，写一篇洋洋万言艰涩深奥的学术论文，可以让医疗从业人员评个更高的职称；写十篇通俗易懂、普及常识的千字文，却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这样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有问题。

面向大众的科普，有时比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更难。我永远感谢和尊敬那些在各行各业致力于科普的人。科普科普，首先你要明白科学，然后还要明白普及，能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少之又少。

因此相应的人才评价体系应该做出改变，允许我们的医生离开诊室三个小时，做一些便于传播的科普工作，或许会减少未来每天三十分钟的门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