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耕町教授是享誉我国骨科界的老前辈，他从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骨科，至今已在临床耕耘57载。德才兼备的他，不但自身医术精湛，还为中国骨科培养了一大批领军，深受业内敬重。在北医三院骨科论坛即将召开之际，党耕町教授接受骨科在线专访，畅谈了他的骨科医生成长之道和北医三院骨科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中青年医生的期许。

01

小医生需经住院“腌泡”培养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如火如荼之势，青年学生寄托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希望，国家对他们无不精心培养。1962年11月，原卫生部提出实施以住院医师培训为基础的临床师资和业务骨干的培养计划。

按照这一计划，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等院校的医学生大学毕业后，卫生部留一部分学生到大学的附属医院进行3年的培训，培训期间由卫生部统一发工资，培训结束考试合格再面向全国分配，考试不合格者会被淘汰。

当时，北医三院作为这一培养计划的执行方之一，借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传统，对青年医生的培养方式采取2年的24小时助理住院医师负责制培训加1年的住院医师培训。在这种严格的培训计划下，年轻医生日以继夜地“浸泡”在医疗环境中，目的是强化临床训练。

1963年，28岁的党耕町从北京医学院毕业进入北医三院，从外科及骨科助理住院医师做起，自此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勤耕不辍的骨科医生生涯。

按照规定，助理住院医师培训期间，无特殊情况一天24小时都不能离开医院，每两周有半天可以离院一次。每个助理住院医师都有专门的导师，每人管8张病床，这8张床的病人无论是急诊还是平诊，从接诊、诊断、治疗到出院，都由其完全负责。

“平诊病人需要24小时之内完成写病历、采集血尿便、输液、做常规化验和检查，并进行一些重要治疗，这些都是助理住院医师亲自操作。”党教授清楚地记得，当年他们还经常进行伤口处理、静脉切开、抢救技术等外科基本技能、基础知识及理论知识的考试。

一位T₁₂L₁骨巨细胞瘤患者的整本病历上留下了北医三院骨科很多医生的笔迹

写病历至今是令很多年轻医生“头疼”的苦差事，党教授从医生基本功训练的角度分析了它的意义。他说，写病历除了记载医疗档案，也在训练医生的“侦察能力”，有助于医生从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挖掘深藏其中的疾病本质，形成医生思维、总结临床经验。

“学医很苦，而学医就应该是很苦。”在党教授看来，医生应该接受的训练和磨难与应该掌握的知识成正比。

“医学生要想成为一个明白的大夫，能独立处理问题的大夫，必须要经过这种科学的训练，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医生成长必经之路。”党教授说，医生良好的思维方法、工作作风、职业修养的练就，需要在这种“缸”里“腌泡”而来。后来，这种“浸泡式”培训风格也被他延续到对年轻住院医师的培养中。

当代社会和环境带给年轻医生的诱惑多，选择多，自由度也大。“如果要做医生，要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好医生，年轻的时候就不能稀里糊涂地混日子。”党教授提醒高年资医生，要从方方面面关心年轻医生的成长，发现问题要适时指导。

02

让住院医师冒汗的查房

党耕町教授接受骨科在线专访

无论过去还是当今，例行查房都是让住院医师手心冒汗、舌头打结的事。

党教授的观点是，查房不仅是检查病人状况，更是病房行政管理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关口。查房过程中的检查、询问、讨论和决定，主要功能在于解决诊断治疗中的疑难问题，它既能督促医生的责任心，也能培养年轻医生。三级查房制度对医生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和科室学术氛围的养成都很重要。

“我做助理住院医师的时候也害怕查房。”党教授回忆说，上级医生就是在挑毛病和批评中训练和提高年轻医生的临床诊疗能力。

曾经北京某知名医院有位内科教授，他对住院医师的严厉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病历写得不好能直接给扔了。

当年，他的一个住院医师管了个黑热病患者。一天下班时，他要求住院医师从患者鼻涕里找一找利杜小体，第二天查房时报告情况。

当晚小大夫从病人鼻腔取了4次样本观察，却没能在显微镜下找到利杜小体，第二天早晨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查房。

教授询问结果，他支支吾吾说没查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查得不对。教授却说：没查出来那就对了，因为鼻涕里没有利杜小体。

这种严厉，党教授认为有其合理之处，因为上级医生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方式带领下级医生前进，并在临床点滴小事中向下级医生传授医生的思维习惯。

03

年轻人应完成计划再享受生活

1990年，继杨克勤教授、张之虎教授之后，党耕町教授正式接任北医三院骨科第三代“掌门人”之职。跟他的前任一样，他也对年轻医生要求很严，他们的业余时间他都管着。

某天，他听说有人礼拜天去享受生活，钓鱼去了。于是，他就问这个 “去享受生活”的年轻人：“按照计划，你一个礼拜要看多少书?该记多少英文单词?你完成了吗?”他认为，相对于享受生活，年轻医生应优先考虑完成学习计划。

党教授常提醒年轻医生“要活得清醒一点”。

“清醒”的意思是，主治医师阶段要有长远的成长计划，首先是足够数量的临床实践积累;其次是要尝试去提高科研技能、方法和思路，并进行基础训练;第三，要树立明晰的外语听写阅读、专业交流程度的目标，制定每周、每月和每年的基本计划。同时，适婚年级的年轻医生还要处理好家庭问题，否则会影响事业进步。

时下的年轻人有多样化发展的机会，这就要选好发展方向，如果选择不合理、不合适，成功的机会就小。党教授是位惜才、爱才的老前辈，他认为来到三院的年轻医生基础都很好，大部分都很有培养前途，无论从科室管理还是自我管理的角度出发，都不能被耽误。

“团结包容、相互支持、学术氛围浓厚”是三院骨科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强大的团队，每个人事业心都很强，都朝着明确的目标在努力，这对年轻医生的成长很有帮助，因此一定要珍惜机遇。

04

创新克难是三院责任和传统

北医三院科训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仅有几家大医院将骨科设为临床专科。1958年，北医三院在大外科成立了骨科教研组。当时科室只有20多张床，主要治疗骨折，后来逐步开展了半月板损伤、腰椎间盘突出症、关节成形和颈椎病的手术治疗。

那时候，国内外对脊柱肿瘤、脊柱畸形和脊柱创伤等许多疾病的治疗水平还不高，临床上在这些领域还有许多难题没有解决，寰枢椎疾病的治疗更为困难，被许多人视为手术的“禁区”。

改革开放后，三院骨科亟需人才扩充。直到1981年，科室每年从北医毕业生中补充进几名学生，对他们进行严格和精心的训练，并放手让他们参加急门诊、管理病房、开展手术，并送出国进修，年轻医生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到1990年，国际上骨科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发展很快，三院骨科医生队伍也发展壮大起来，病床增加到近90张。科室决定以科研项目带动学科发展，解决临床问题，并给大家理清发展思路，指明发展方向。

于是，党教授根据骨科实际情况和团队成员的特长兴趣，以及科里的科研和临床发展方向，围绕脊柱外科逐步划分了腰椎组、普通脊柱组、颈椎组，关节组、创伤组和颅椎组6个专业组，以解决骨科疑难重症为目标。

划分专业组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跑道、任务和责任，大家专心致志地去发展自己的专业，专注于某个领域去攻坚克难，同时也能相互支持，三院骨科得以迅猛发展。

如今，兵强将勇的三院骨科是一个有特色的综合大骨科，已在寰枢椎疾病、脊柱退变、脊柱肿瘤、脊柱畸形、脊柱与四肢创伤、老年性骨关节病及关节软骨与韧带损伤等疾病的诊治与研究上取得巨大进步，其疑难重症的诊疗和学术水平在国内靠前，人才梯队也很完善，团队成员在全国的影响力与医院地位相称，成为国内实力最强的骨科中心之一。

05

给中青年施展抱负的舞台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三院骨科培养了一大批骨科领域的专科人才，这对医院、北大和国家而言是很大的贡献，很多人如果放到外地省市医院足以担当专科学科带头人，并能展现更大价值。

目前他们聚集在三院骨科，如何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以促进整体骨科事业的发展?党教授认为，这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从医院管理层面和国家体制层面设法解决，给这些快速成长的中青年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

党教授认为三院骨科在学术研究方面，要重新认识和确立每个专业组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在进行临床疑难重症研究的同时，要从大健康的角度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理清了方向，有了课题，把老中青都组织在这些课题中，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来解决这些难题，每个人也就有了发光发热的舞台。

06

继往开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

北医三院骨科大家庭

历经六十一载，北医三院骨科老一代建立的丰功伟绩给后来者提供了令同行羡慕的起步平台，后辈们也没有坐在前辈的荫护下乘凉。在党耕町教授、娄思权教授等前辈的教导下，后辈们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很多已在自己的领域成为行业翘楚和中坚力量。

这支实力超群的骨科大家庭强手如云，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在各自的天地里有一番作为，一直以来是三院骨科领导班子努力的方向。

1999年，刘忠军教授从党耕町教授手中接过科室主任的“接力棒”。2018年，三院骨科管理团队再次完成新老交替，这个沉甸甸的“接力棒”又传到李危石教授手中。

“这两代班子都很团结，责任心都很强。”党耕町教授对第四和第五代科室领导人给予很高评价，他希望全科上下继续齐心打造“北医三院骨科”这个行业知名品牌，新一代骨科人要继往开来，为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而努力。

人物介绍

党耕町

党耕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硕士生6名，博士生30余名，博士后3名。

曾任北医三院骨科主任、大外科主任、院长、脊柱外科研究所所长。

专业研究方向：脊柱外科，重点是颈椎病、颈椎外伤、寰枢椎畸形及脱位、脊柱肿瘤、腰间盘病等疾病的临床治疗与研究。

曾连任两届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分会脊柱外科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长;曾担任《中华骨科杂志》主编;《中华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杂志》《中华骨质疏松杂志》《北京医科大学学报》编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委员;被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院聘为名誉院士及该学院学报顾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30多年来，参与撰写论文百余篇。主编《脊柱外科学》 ;副主编《临床骨科学》;参与编写并出版骨科专著16部;主持翻译专业著作《The Spine》《颈肩臂痛》《脊柱外科学》《AO，ASIF脊柱内固定》等20余部。

曾获得北京医学科技成果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三等奖、国家教委科学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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