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球每年有近百万患者在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后扔掉了拐杖，重新恢复了行走能力。人工全髋关节置换15年以上的临床优良率已超过90%。但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目前仍存在包括术后感染、无菌性松动、假体周围骨折、假体脱位、复杂髋关节初次置换术（肿瘤、强直髋、严重髋畸形及高位DDH等）和复杂翻修手术等众多问题。我们就临床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进行探讨。

一、严重的假体周围骨折

严重的假体周围骨折处理棘手，使得手术难度增加。对可能存在预期术中假体周围骨折的病人应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我们采取了在处理股骨髓腔之前，在股骨近端、小转子下和股骨中段置入卡环后打入股骨柄假体的方法。由于卡环的作用，即使股骨劈裂骨折，骨折也可以在卡环的固定下得到稳定，减少发生移位或爆裂的风险。

二、假体脱位

术中髋臼假体的空间位置不良、股骨假体前倾角测量欠佳及术中软组织平衡处理不善等手术相关原因及患者术后不适当的康复活动常成为假体脱位的主要因素。术中髋臼假体理想的置放前倾角为5~25°、外展角为30~50°。当髋臼假体外展角>50°，易发生外侧脱位；前倾角>25°，易发生前脱位；髋臼呈后倾置放已发生后脱位。术中软组织平衡也十分关键。臀中肌肌力对髋关节稳定非常重要，应常规行臀中肌肌力肌力检查。

三、高位DDH全髋置换的挑战

高位DDH髋臼发育浅平，骨贮备量少，重建困难；股骨近端的髓腔变异大；患侧肢体短缩严重，复位困难，易造成骨折、神经和血管的损伤。以上因素为高位DDH全髋置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高位DDH全髋关节置换预期目标主要是关节假体达到解剖位置固定；达到较理想的软组织平衡及恢复关节功能和解除疼痛。常规的高位DDH转子下截骨术易发生术后骨不连的风险。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法——

大转子截骨术。术中截除大转子，松解臀中肌，广泛松解髋关节囊，内收肌和髋关节周围紧张的腱性束带以达到解剖位置关节重建，术后效果较为理想。

四、髋肿瘤畸形与翻修

髋肿瘤导致髋部畸形。尤其是股骨近端骨巨细胞瘤，由于肿瘤的溶骨性破坏性质易使初次置换的关节假体发生疲劳性断裂风险。对于该类假体的翻修，我们采用股骨假体加长柄联合环抱卡环进行手术，也取得了较好的术后效果。 

五、强直髋假体选择

强制性脊柱炎患者髋关节常发生强直同时伴有骨质疏松表现。该类患者股骨假体的的选择成为临床较为复杂的问题。决定全髋关节置换术中选择生物柄或骨水泥柄的取决于患者年龄、股骨柄假体周围骨量及股骨近端髓腔形态。不同患者的疾病始发年龄不同，病变进展速度不同，从发病至接受手术的时间也不相同，因此其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和髓腔形态改变程度也不相同。我们在临床中发现，30%~40%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不会发生显著的骨质疏松。因此对于对于无明显骨量丢失和髓腔呈现正常形态分布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我们认为应尽量采用生物柄以降低可能出现的翻修手术难度。

取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六、关节置换术后抗凝相关问题静脉损伤、静脉血流停滞及血液高凝状态是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的危险因素，其中骨科大手术，尤其是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术是极高危因素之一。下肢DVT的典型症状为患肢明显肿胀、不同程度疼痛，浅表静脉显露或曲张，股三角区或腓肠肌部压痛等。但临床仅25% ～ 50% 患者出现上述典型症状，大部分患者无明显的症状和体征，更多是通过影像学检查进行筛查诊断。静脉造影为诊断DVT的“金标准”，但其检查难度大、繁琐、有创，不易被患者接受，碘过敏者无法使用，且费用较高。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是敏感度与准确率均较高的无创性检查, 目前已成为诊断DVT 的首选方法。目前DVT的临床治疗主要包括规范化溶栓抗凝、血管外科介入治疗及中药活血化瘀辅助治疗等。其中规范化的预防性的术后抗凝药物使用尤其重要。包括普通肝素、维生素K拮抗剂、低分子肝素    及间接Xa因子抑制剂等抗凝药物存在临床使用局限性。拜耳公司出产的全球第一个直接Xa因子抑制剂——利伐沙班片（拜瑞妥）能更有效降低术后静脉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率，其具有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无需注射，口服无需调整剂量、无需常规凝血功能监测、不受食物影响及预防TKR或THR术后VTE的疗效显著优于依诺肝素等优势。

    人工髋关节尚存在很多我们未知的领域，因此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才能获取更多的临床应对策略及方法。我们相信，随着人工髋关节技术的发展，人类髋关节疾患的处理解决策略会更加丰富，人工髋关节手术相关问题也会得到更加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