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看
• 编辑

文章来源: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 朱锋    发布时间:2013-11-10

朱锋：您为什么决定专注于脊柱外科这一领域？
Philip Sell教授：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已经决定成为一名医生。进入医学院，我逐渐感觉到，外科医生无疑是更具有天赋的一类人。那个年代外科基本技能训练比较宽泛，骨科、血管外科、儿科、泌尿外科以及普外科的手术操作实践为我以后从事脊柱外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脊柱手术的前方入路就是由一系列基本技能演变而来的。1983年在南非Kwazulu，Nqutu一家小型教会医院，在医疗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我收治了一名急需救治的脊柱结核患者，这段经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从事脊柱外科。

朱峰：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导师是谁？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Philip Sell教授：就像牛顿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皇家学院外科主席、血管外科著名专家Peter Bell教授是我的榜样，也许他至今也不知道，当我还是一名住院医师时他对我的影响之深。那时候我们一周工作120个小时，每周仅剩下48小时可以自由支配。
说到脊柱外科，John Dove，一位脊柱外科医生和语言学家，在我攻读生物工程硕士期间向我展示了脊柱外科的世界。后来我在香港做脊柱外科的fellow，导师是John Leong教授，但主要还和肯特公爵夫人儿童医院的团队一起工作，这让我与他们保持了深厚的友谊。在莱彻斯特大学附属医院和诺丁汉女王医疗中心脊柱外科工作的过程中，我也获得了脊柱外科学界的学术大师们的鼎力支持。

朱峰：经历了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你认为脊柱外科医生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Philip Sell教授：我认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改变了我对临床治疗的看法。我尝试全面地理解这个概念并付诸医疗实践。“生物”指的是单纯的疾病，“心理”指的是心理活动影响生理功能，进而出现不同的症状，而“社会”指的是患者角色，一种由家庭、集体或社会赋予的角色。因此我们需要治疗的不仅是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改善其心理状态，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朱峰：你为什么认为类似欧洲脊柱年会这样耗资巨大的国际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Philip Sell教授：分享知识和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貌似简单却并非行之有效。我们在生活中会面对各种选择，但是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规定了各种治疗的医保限额。在这种医疗资源分配的情况下，根据循证医学证据制定治疗策略无疑是最佳方案，当然前提是循证医学证据是可靠的。很不幸，盲目的收回医学新技术的研发成本这一经济学理念已经造成医疗伤害事件被瞒报，不过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正在被改善。而且医学新技术造成的伤害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接受，仍然没有定论，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提高认识并加深理解。
 
朱峰：你也看到本次COA会议举行了几场关于脊柱外科中亟待解决问题的辩论会（如术中脊髓监护）。你认为脊柱外科最重要的难题是什么？
Philip Sell教授：脊柱外科领域确实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在患者状况尚可、辅助治疗方案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脊柱肿瘤切除后的植骨融合内固定的时间窗问题；为什么新技术的产生总是在不断的失败中摸索而实现，却不是通过规范的临床试验设计实现的；为什么常见病的治疗仍然缺乏共识。关于脊髓监护，我认为这在脊柱侧弯的治疗中非常有用。但是我们还需要思考：术中脊髓检测有什么意义，什么时候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比如脊髓监护在神经肌源性脊柱侧凸患者的手术中是有意义的吗？另外，当监测出现问题时，你会拆除内固定吗？仅仅因为你可以拆除内固定，并不代表每次都需要拆除。
 
朱峰：对那些即将从事脊柱外科的医生你有什么建议？
Philip Sell教授：你们要虚心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无论是病人、前辈或是同事。要多与别人交流，比如在欧洲脊柱协会里，可以与欧洲以及网络上志同道合的人保持交流。也可以通过欧洲脊柱在线教育课程学习相关知识。要学会对你深信不疑的知识进行质疑，要知道在医学院你们被教授的知识中有一半是错误的，关键问题是你们不知道哪一半是错误的。
 
朱峰：你最难忘的病例是什么，为什么？
Philip Sell教授：我在2000年2月接诊过一位49岁的男性患者。此前他一共做了11次手术，手术难度一次比一次大，内固定一次比一次多，并且均使用骨形成和骨诱导材料，但是仍然没有骨融合的迹象。经过我的诊治，目前他的病情已经稳定，生活逐渐正常。在2005年，我在《Spine》杂志上报道了这一罕见的Gorham综合征的病例。所以我想说的是，在给每一位患者手术前，明确诊断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