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大医院的过度拥挤与基层医院的资源闲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家想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并三令五申地提议让医生资源下沉，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医生不肯去基层必定有其原因，这是目前相关改革措施和政策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国医疗呈现倒金字塔的格局：基层发展不足，顶层过于膨大。大城市的大医院集中了最优势的医疗资源，好医生都在那里，患者自然也被吸引到那里。但是，长此以往，弊病日益凸显：医生工作超负荷，每天接诊数十甚至上百例患者，苦不堪言；而患者在嘈杂的就医环境下，难有更多的时间与医生充分交流。医患关系也因此变得复杂。目前，政府希望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让病人首先在基层诊疗，根据需要再去三级医院。

但是，我国的基础和全科医疗体系非常不健全，不仅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更缺乏有技术含量的好医生。尽管多地通过医保定价，刺激患者在基层看病，但是这些有限的经济激励仍无法引导病人流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真正的问题是，目前基层的医疗质量难以让患者产生信心。如果不能向基层医疗输送大量合格的医生，分级诊疗就无法落实。

鼓励医生办诊所、多点执业等，各地也尝试通过一些方法吸引医生下沉，但基本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更糟糕的情况是，就连基层医疗机构自己都难以招聘到医生，难以留住医生。

为什么医生不愿去基层？难道真是因为基层艰苦、条件差吗？实际情况是基层医生的职业成为政府收支包干的准公务员岗位，医生干好干坏差别很小。基层医生的职业发展缺乏通道，与三级医院之间严重隔离，无法得到业务交流和发展空间。谁都看得出来，基层是未来医疗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因为有需求，反而更有发展的潜力。但是在许多政策未成熟之前，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医学院校毕业生只想去三级医院做医生。

解决我国医生资源开发和利用问题，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

首先，要解决医疗服务的定价问题。医疗服务价格的长期严重偏低，使得医生服务无法得到合理补偿，造成医生需要依靠药品和检查，以及病人红包等不合法或不体面的收入做补偿。由此造成医生收入偏低，医生职业没有吸引力，医生的职业没有尊严，也形成了医患矛盾的根源。医疗服务价格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制度，不能继续由政府部门单方面行政定价，需要尽快建立医疗服务相关各方组成的价格谈判协商制度。药品定价制度已经开始改革，医疗服务定价应当在“十三五”中得到解决。

其次，医生资源的流动是形成医疗服务价格的必要条件。我们目前大多数医生都是公立医院的雇员，只能固定在一家医院执业，不能多点执业。医生不能流动便不能形成医生的市场，没有市场便没有价格。因此，只有医生可以流动起来，才能为医疗服务价格的改革创造条件。比医生流动更为重要的是医生的自由执业，即允许医生私人行医，开办私人诊所和医生集团。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是，基层社区全科医生主要是在私人诊所开业行医。他们的收入与行医水平和服务态度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很强的激励机制。医生自由执业的收入可观，甚至可以超过在大医院行医的收入。同时，私人行医的医生可以与多家医院签约，使用医院的设备，参与医学院教学活动，使得他们职业发展的道路可以有继续提高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医生就业体制下，大量医学院校毕业生才愿意去基层诊所就业，才能提高基层医生的医疗服务水平。

第三，医生培养制度的改革。我国医生资源存在一个严重的矛盾：一方面，我国严重缺乏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合格医生；另一方面，我国医学院校培养的医学生中，很多人放弃从事临床工作，转行做非临床工作和职业。我国200多万名医生中，只有略多一半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从近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与5个医学院校毕业生相对应，医生人数只增加了1个。医生收入不高、工作压力大、医患矛盾严重，这些都是阻碍医学院校毕业生从事临床工作的原因。

医生的临床实践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在符合资质的医院内由专门的教学医生担任指导。这需要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基础上，在医生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从而实习医生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之后，医生培训制度的改革才能够吸引优秀人才投入医疗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