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31日-2016年3月2日，我赴瑞士访问学者1年。

之前，我的漫长英文“标书”《髋关节手术的精确术前设计》，过五关斩六将，有幸作为全国范围内“海选”的五位中标者之一，获得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设立的“中国-瑞士科技合作项目(SSSTC)”的资金资助，赴瑞士伯尔尼大学医学院，师从国际顶尖级关节外科专家Ganz教授(欧洲髋关节协会主席)访问学者一年。

Ganz教授77岁了，依然保持着一个经常“光临”欧洲各关节外科中心特邀首席手术的工作节奏。因为迄今为止，在非人工关节手术领域，无论在学术造诣上还是手术灵性上，还没有一个人超得过Ganz教授。

Ganz教授与我们关节外科的张洪主任是多年挚友，张洪主任在“截骨术”领域能率领我们团队做到亚洲第一，其师傅就是伟大的Ganz教授(他是“截骨术”的发明人)。这些年来，Ganz教授已多次来中国和我们关节外科真传亲授。但是张洪主任觉得还是必须派一位徒弟从早到晚紧紧跟着Ganz教授，学思想、学作风、学技术。时间短了绝对不行。

我成了张洪主任徒弟中的幸运儿。我就用我“挣”来的这份资助，赴瑞士完成我师父张洪的夙愿。张洪主任千交代万交代，你要是把Ganz教授像白求恩一样的精神和作派学到手了，我们关节外科非人工关节领域的精进与传承就让我放心了。

我转瞬明白了我这承前启后的使命。这一年我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访问学者。

我与Ganz教授同台手术

与Ganz教授身影相随之中，我常常作为第一助手，幸福地跟着Ganz教授辗转欧洲各地做手术。Ganz教授知道我们中国医生工资低，知道我这次访问学者的资助金也很有限，Ganz教授就把我的差旅费、伙食费全部包了。连我租房子的押金都是他帮我交的。而且他也没有告诉我，等我走的时候，房东退给我押金，我才恍然大悟。

我特别特别幸福地得到了许多和Ganz教授在一起穿越心灵的“聊天”机会。和他在一个特别舒畅的时空隧道中自自然然的得到了“真经”、“真传”。

还记得刚到瑞士第二天，我对Ganz教授说我在北京每天都要12点才能睡觉。忙碌了一天手术与门诊，下班就很晚了，回家匆匆忙忙扒几口饭(为了当好住院总医师，我“抛弃”北京郊区舒适的大房子，在我们304医院旁边花5000多元租了个2居室，还把爸爸妈妈接来做饭、干家务)，每天晚上9点，包括周六周日，我都要赶到放射科为即将做截骨术的患者做髋关节造影核磁。整个操作技术要求挺高，造影剂要准确注射进髋关节狭窄的缝隙中，以显示患者髋关节内病变的程度，以此作为依据设计精准的手术方案。

所以，在我去瑞士之前的3年里，几乎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头脑老是不清醒，有些科研思路经常会因为晚间必须的造影操作而中断。等晚上12点回到家，又再也打不起精神把科研继续下去了。

Ganz教授拍拍我的肩膀，他说，我跟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我每天晚上9点，等我的孩子们都睡着了，我就会从家里开10分钟的车回到医院办公室搞我的论文，搞我的科研。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我老年，我换了个大房子，专门有了一个工作室，我才把这个从9点开始的工作“约会”约到了家里。

Ganz教授还乐呵呵的对我说，没有一个有成就的医生，不是这样加夜班加出来的。其实，8小时以外你多干的那点事儿，才真正决定你事业的命运。

我顿时恍然大悟，Ganz教授是在暗示我，每晚9点这个“上班”，还是要坚持下去，并且要坚持一辈子。

我与Ganz教授在英意髋关节论坛发言

我刚到瑞士时的那点儿每天晚上9点不用再“昏天黑地”地做造影的小窃喜，顿时被Ganz教授敲了警钟上了“紧箍咒”。从此，我一天也没耽误，每天晚上9点都在宿舍“上班”到12点。

收获真是大大的。其中一个收获就是发表的SCI论文“Comparison of 2.5D and 3D Quantification of Femoral Head Coverage in Normal Control Subjects and Patients with Hip Dysplasia.”这是关于计算机技术渗透到影像诊断领域，以普通的X光片通过计算机的复杂计算取代CT的“大道至简”的方法论述。

这天晚上9点，当我决定要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自己都被计算机文件夹里的100多篇过去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论文给看得眼晕。我心里直着急。

我走到窗前，宁静的伯尔尼小城万家灯火。我想，Ganz教授桌前的那盏灯肯定也在亮着。

我想，许多瑞士的医生，此时此刻，都会在晚上9点，开启另一个8小时工作制的智慧通道。

我的心一下子静了下来。我将100多篇参考论文，1篇又1篇地删去，删到最后仅剩下20篇。我一下子就觉得放松了，放空了。

我居然一夜没睡，好像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的论文居然写成了。

当我再次走到窗前，开启百叶，啊，当时东方已一轮红日。

这篇论文是纯英文写作的，大概有A4纸10多页。就这样一气呵成。

这篇论文发表在《PLOS ONE》2015年第10期。

从瑞士养成的这个每天晚上9点又上一个班的习惯，在我回到北京后一如既往。

我知道，当我每天晚上9点从我在医院边上的租房里返回我的办公桌前的时候，我的恩师Ganz教授桌上的那盏台灯，也一定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