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勇教授带领的鼓楼团队是中国最大、病例最多、研究领域最广最深入的脊柱畸形团队，也是全球同领域领先的脊柱畸形研究中心。”同为脊柱畸形领域的佼佼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海涌教授对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骨科主任邱勇教授及其团队给予很高的评价。

海涌教授的评价很客观。事实是，邱勇教授自1997年底由法国回国从事脊柱畸形的研究和治疗以来，18年来他带领团队共做了9000余例脊柱畸形的矫形手术，其中个人完成3000例左右，创下全球脊柱外科医生完成此类手术量之最。

如此大的手术量，累不累?

邱勇教授在第三届SRS-WWC联合峰会 摄影/吴胜楠

如此大的手术量，他累不累?累的时候他怎么调整自己?记者对此感到好奇。

“做脊柱矫形手术确实非常累，除了体力上的累，手术风险和挑战所带来的压力会使医生的精神更为疲惫。”经常面对高难度复杂脊柱矫形手术的邱勇回答说，多年来这种繁忙的工作节奏已让他适应了这种劳累。历经世事的他，总是神情坚毅、目光自信、笑容温和、面色平静地面对众人。

平时，他会通过病例讨论、学术交流等活动与同行交换经验、放松心灵，相互学习彼此的经验、吸取对方的教训，以免重蹈各自的覆辙。工作之余，他也会在旅行中释放压力、舒缓心情、扩大眼界。

邱勇留学法国时在Monteuil古城

“旅行不同于一般的娱乐或放松，它可以开拓外科医生的视野，增加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性。”邱勇认为，医生的文化背景修养非常重要，旅行能了解不同的文化，接触不同的人。

从年轻时就喜欢旅行的他，目前已走过50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度，他都会去参观当地的医院和医学院，了解当地的医学教育状况，往往能得到意外的启发。

教科书：限制中国医学生阅读量和外语水平

1999年邱勇教授与法国著名脊柱外科专家CD创始人Dubousset教授交流

身兼大学老师之职，邱勇教授对中国医学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很多想法很难得以实施。

他发现，欧美很多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有教学大纲但没有教科书，教学大纲要求医学生的专业知识在某个阶段应达到一定的层面，老师在课后只给学生列出参考书的目录，学生回去自己看书学习。

邱勇说，法国的医学生在本科阶段，从基础课开始，就会推荐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比如解剖就会推荐一些国际经典的教材做必读书目，而《应用较剖学》《外科解剖学》等书籍是选读教材，学生的阅读量非常大。

而在中国的医学院，通常是老师在讲台授课，学生翻着教科书做笔记，考试的时候划考试范围，对这种落后的教育模式，邱勇颇有微词。

“教科书不但会限制学生的思维和求知欲，而且中国高校的考试制会让大家把精力都投入到教科书上来应付考试，使得学生的阅读量愈发不足。”

2009年邱勇教授一行参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法国医学院的入学门槛并不高，但是淘汰率非常高，特别是前两年每年都会淘汰80%左右的学生，大约只有15%的学生能完成最终的医学教育。但是中国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导致中国学生一旦跨入医学院的大门，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毕业。”

邱勇指出，中文的教科书还束缚了中国医学生外语水平的提升。“要做一名好的医生，如果没有好的外语水平，则很难实现。”他说，现在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有些五年、十年之前的知识，可能今天就不能用了。要想跟上知识的更迭速度，过硬的语言是必备的能力，这是查阅国外文献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基本条件。

外语水平差：使中国医生失去国际话语权

2001年邱勇教授在美国TSRH医院进行学术交流

现在，一些中国医生手术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很多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其临床经验和实际操作都不比国外医生差，但是却抓不到话语权，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外语不过关，其次是表达能力欠缺，而表达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语言。

“中国的医学教育就失败在教科书上。”邱教授有时愿意用这种略带情绪的说法来表达对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迫切期盼。

他与台湾同行交流时了解到，台湾的医学院老师授课时中英文夹杂，专业名词和解剖名字用英文，参考书目也是英文。“我们刚进医学院的时候，经常一个晚上拿字典才能看一页书，有时甚至单词全部查出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台湾同行说，两三年以后他们慢慢就能懂英文参考书，这个过程的确很痛苦，但这是一道坎，跨过去就好了。

邱勇教授在2011美国SRS大会上与国外同行交流

目前在国际医学会议上，亚洲医生中话语权最多的来自香港，其次是新加坡，他们靠的是语言水平，并不一定是手术例数和经验。除此之外，英语表达能力最好的是台湾地区的医生，然后是中国大陆的年轻医生，日本和韩国医生的英语水平也有限。

“医学名词和解剖名词不能等到做医生后才去背和练，肯定来不及，而且精力也不济。”邱勇举例说，脊柱外科的知识覆盖很多学科，比如内分泌疾病可引起脊柱侧弯，而有些内分泌疾病脊柱外科医生根本就不知道，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

邱勇教授在2014美国SRS大会上演讲

有段时期，他曾经推荐南京大学医学院一些教研室的部分课程用英语授课，至少双语教学，但是未能坚持下来。究其原因，不在于老师而在于大学，因为教育大纲并无如此这般的要求。

而在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骨科，身为科室主任的邱勇教授要求医生必须用英文做PPT，但是可以用中文讲，便于学生回去再强化英语。

“这次国际脊柱侧凸研究学会(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SRS)选了香港医生张文智为候任主席，就是因为其沟通和表达能力都好，当然还有文化因素等其他因素。”邱勇教授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能从宏观上改变医学教育的现状，来培养能与国际接轨的医生。

学好外语：全靠刻苦背、读和大胆练

邱勇在法国留学时测量研究病人影像片预定治疗方案

能将英语与法语说得跟母语一样好的邱勇教授，说到学习外语的经验，他与绝大多数学有所成的前辈一样，认为学外语没有捷径可走，就是靠练、背跟读，另外还要胆子大，敢于参与对话。

“当年我读研究生学英语时为了查字典更快捷，把新英汉字典的硬封皮撕掉装在口袋寸步不离，字典因翻得太多中间翻出一个缺口；为了反复听英语磁带，录音机按键上的漆都磨掉了。我不但寻找一切有英文单词的读物，学校内任何英文讲座都不放过。”

法语虽然比英语更为复杂和难学，但是邱勇学法语比学英语快了很多，从能看懂到能听懂，从能流利的表达到对方能完全理解，他付出了两三年的辛苦努力。那就是枯燥的反复练习，吃饭时、走路时、坐车时，睡觉前，一切琐碎的时间都用来背诵单词，不断与人交流。

就连刚刚退役的NBA明星科比在谈及成功之道时也说：“成功没有捷径，除了努力与坚持，别无他法!”

邱勇在法国留学期间做病例讨论时进行病史汇报

中国很多医生出国进修，很多人能听懂对方说什么，但是可能缘于亚洲人含蓄内向的性格，或语言水平等因素所限，他们往往不敢表达或表达不畅，进而造成恶性循环。

在国外学习时，如果理解不了老师所讲的内容或担心自己表达不流畅怎么办?邱勇当年跟随发明现代脊柱侧凸三维矫形手术的法国导师Cotrel教授和Dubousset教授学习时，他的做法是：勤问同年资的医生;向老师汇报病例前预先写下来、背出来;拟定自己的治疗方案，与老师的方案作对比分析。

留学回国：建立世界知名的脊柱矫形中国中心

1999年邱勇教授进行手术演示

2000年邱勇教授在脊柱畸形学习班进行病例讨论

邱勇留学法国的8年，是欧美脊柱畸形矫形术蓬勃发展的8年。学到最先进的矫形理念后，他未忘留学初衷，回国在南京鼓楼医院进行最新的脊柱侧凸规范化治疗。当时国内的状况是：脊柱矫形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因为老的技术并发症太高。

虽然起步艰难，但在被邱勇尊为“中国现代脊柱侧凸三维矫形技术奠基人”的邱贵兴院士、张光铂教授、侯树勋教授等前辈的多方支持和鼓励下，他坚持了下来。自视为“中国现代脊柱侧凸三维矫形技术探索者之一”的邱勇，经历过风雨，也见到了彩虹。

2002年邱勇教授行中国首例胸腔镜下脊柱侧凸手术后接受采访

18年来，邱勇带领下的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团队，已为9000余名脊柱畸形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6000余名患者在此接受了规范化的支具治疗，近3000名医生在鼓楼医院举办的16届国家级脊柱畸形医学教育学习班得到专业的培训，为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有些铁杆学员参加学习班期期不落，现已成为当地脊柱畸形矫正的后起之秀。

2005年邱勇教授正在进行胸腔镜下脊柱侧弯矫治手术

现在，南京鼓楼医院这支精英团队已成为各个国际脊柱外科大会上不可或缺的中国之声，该科也成为脊柱矫形界众所周知的中国中心。

“脊柱畸形矫正的经验积累非常慢，重复性很差，我现在主要是为年轻医生留出平台。我也希望利用我在国外的影响力，把国外专家引进来，给大家创造交流的机会。”

2015年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合影

前人修路后人行。正是由于邱勇在国际上的威望，国外同行对我国医学院附属医院脊柱矫形的水平很认可，这些医院医生展示的病例也非常标准，都是按照国际惯例和共识在做。

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国的医疗水平发展并不平衡，中国脊柱侧凸病人得到规范化治疗的比例也仅仅在20%左右。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医生，因为这种技术难以在普通医院开展;二是经济的因素，因为这项手术在很多地区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三是家属的认识，特别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很多家属认为脊柱侧弯只是影响外观，不清楚它会带来其他严重的器质性病变。

邱勇教授回国十年后与导师Dubousset在南京合影

据邱勇教授透露，SRS即将推出一项计划，在中国的COA、CAOS等一些骨科公共性会议上，对基层医生进行脊柱侧弯诊疗的基本教育，它有别于2016年国际脊柱侧凸研究学会与中国脊柱畸形学组联合峰会这样的高层次的大师论坛，主要是普及知识。

AOSpine中国区主席：将中国专家推向国际舞台

2015年邱勇教授在马来西亚与国际同行合影

今年2月，邱勇当选国际脊柱学会(AOSpine)中国区主席。AOSpine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对医生的教育，包括基本课程和高级课程。“在未来的3年任期内，我们将每年在中国举办12-16个教育课程，作为中国区主席，我希望我们与国外的交流能对等起来，除了邀请国外讲师来华授课，中国本土讲师的数量也要占到半数，这也能让国外同行了解我们的水平。”

除此之外，邱勇还要在促进中国优秀团队参与国际脊柱侧凸多中心研究方面着力，让更多国内优秀的团队有机会加入。以往，中国医生普遍存在收集病例不完整的致命缺陷，即只注重手术，忽视术后的随访和资料的收集，致使他们的研究难以被国际认可。

同时，他也要把中国脊柱侧凸的科研项目推向国际。目前，AOSpine中国区已向AOSpine国际申请科研经费，每年招标3-4个项目为其提供支持。中标者获得的经费可能并不多，但是对其文章在国际期刊发表很有助益，因为AOSpine支持的项目均需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投稿时文章若标注“本研究来自AOSpine International”，作者可凭此获得更多的信任。

另外，邱勇也计划在AOSpine欧洲、AOSpine北美、AOSpine中东、AOSpine亚太等各地区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把中国的讲师推上舞台，展示中国专家的风采，以改变中国的AO会员甚少被邀请去国外讲课的现状。

我国脊柱畸形手术及保守治疗需规范化

邱勇教授为患者检查

2017年，邱勇教授还将继任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任职3年。作为我国脊柱畸形矫正领域的领军人物，同行期待他在更好地引导国内脊柱畸形的治疗、尤其是保守治疗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目前，国内对脊柱畸形的治疗存在两个极端。不同于退变性脊柱疾病的过度治疗，脊柱畸形的治疗更多存在不规范、不正确、不合适的问题，甚至是错误治疗，比如手术策略不正确。很多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的医生，在中文的学术会议上也不发言，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正确，心里没底。”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脊柱畸形的保守治疗不规范。”据邱勇透露，目前国内进行脊柱畸形规范化保守治疗的医院只有南京鼓楼医院等极少数几家。18年来，邱勇教授团队已为2000多人进行了保守治疗，最长一名病人经过10余年的持续治疗，最终免于手术。目前，还有2000多人接受他们的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的目的是让病人避免手术，邱勇教授团队为脊柱畸形病人进行保守治疗的成功率在72%左右。“正确的保守治疗，可以让3/4的脊柱畸形病人不用手术。”邱勇说，支具的保守治疗对患者没有年龄起点的限制，但是有年龄的上限。

全国患者幕名来看邱勇教授的门诊

调查显示，脊柱侧弯在我国青少年中的发病率为1%—3%，男女发病率为1:8。一般男孩第二性征发育完全就停止支具的保守治疗;女孩月经初潮后2-3年即失去保守治疗的机会。通常，男孩16-17岁左右，女孩生长发育未停止，脊柱畸形40°甚至50°以内，均可进行保守治疗，至少可以推迟手术年龄。

支具治疗的费用并不贵，但是时间成本很大。一个支具约三四千元，一般8个月左右甚至一年换一个，但是4-6个月就需到医院复诊一次，路途远的患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大。同时，还需要家长督促孩子坚持佩戴支具。

对于这两个极端，邱勇在每次学术会议上都会呼吁同行重视，但是往往容易被工作繁忙的医生忽略。

因为每个新病人就诊，医生要为其定制个性化的支具，支具是否合适?压力是否恰当?这需要病人在佩戴支具2小时后，医生查看其皮肤的反应来判断。皮肤是否微微发红?如果毫无反应，说明矫正力不够还需加力;如果颜色过深，说明矫正力过重也需调整。再戴2小时后，还要看皮肤的微红反应是否褪去……如此这般的细致工作，很多人难以对此提起兴趣。

提醒年轻医生：脚踏实地，勿追捷径

2002年邱勇教授带领脊柱外科医生进行术前讨论

在邱勇的眼中，年轻骨科医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学，看书多、PPT做得好、语言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强。但年轻医生也有一个不好的趋势——想走捷径，他们忽略一些基本的训练，盲目等着上级医生准许其做手术。

他提醒年轻医生，在基础尚未打扎实之前，不要急于接触高难度的手术。“在我们团队，医学生毕业后先要在大外科轮转一年，然后在骨科轮转5年，专业定到脊柱外科后，还需做1-2年的普通脊柱手术。也就是说，有7年以上资历的医生，才有资格做脊柱畸形矫形手术。”

他期待年轻的骨科医生除了有更多的创新精神，还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现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个不好的现象，研究生一毕业就进入某个专业领域，连骨科轮转都省了，更别提大外科轮转。

“我是普外科出身，3年的普外科从业经历，对我从事脊柱矫正的帮助非常大，不但能从整体上把握治疗原则，还能考虑到胸腔、腹部、腰部等外科总论，以及病人的营养、输液等方面。”

值得欣喜的是，除了执业医师的培训，我国已经开始进行专科医师的培训。邱勇认为，骨科医生进行5年的专科培训是必须的。现在基层医院的医生不分专业什么都做，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分科过细过早，都缺乏必要的培训。

2003年邱勇教授和同事们研究病情

邱勇教授曾在《心路历程》一文中对年轻医生提出如下忠告：永远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各个阶段的角色，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当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求索的过程，不要过分计较个人得失，掌握本领是你最大的任务，也是你日后成功的资本。

对于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或许你有几多抱怨，但是请记住：存在即是合理，请你自身努力适应这个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再试图一步步改变自身内在素质。当你取得一定的成绩时请保持头脑清醒，完善自身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有时不是和别人比，而是需要和自己比，不断战胜昨天的自己。

让我们以此共勉。

专家简介：

邱勇教授

邱勇，南京鼓楼医院骨科、脊柱外科行政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留学法国8年，回国后在南京鼓楼医院创建了脊柱外科，并结合中国国情，对脊柱侧凸三维矫形技术作了符合中国患者的技术改进。18年来已为来自全国各地9000余名患各种高难度脊柱疾患的病人进行矫形手术，侧弯矫正率达70%—100%。

到目前为止，邱勇教授发表SCI文章84篇，中文文章131篇，其中中华系列杂志64篇;参编专著47部。目前有6项在研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华医学科技奖1项，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江苏省科技进步奖5项，市级科技进步奖6项，江苏省卫生厅新技术引进奖11项。同时，作为南京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他承担着医学院的临床教学工作。已培养博士研究生29名，硕士研究生53名，目前在读博士10名，在读硕士14名。每年为南京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7年制研究生授课30课时。

邱勇教授共组织共举办了十六届国家级医学教育《脊柱畸形》学习班，十二届省级继续医学教育《脊柱外科：现代理念与新技术实践》学习班、两届《胸腔镜技术在脊柱外科中的应用》学习班和六届《骨科新技术新理论》学习班，吸引来自全国各地骨科同行约3000名，其中高级职称和博士占50%以上，尤其是《脊柱畸形》学习班，被业界同行评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优秀继续教育学习班之一。

邱勇主任目前担任国际脊柱学会(AOSpine)中国区主席，国际脊柱成形学会会员(Member of Spine Arthroplasty Society)，美国脊柱侧凸研究会会员(Member of 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国际CD脊柱外科学会会员(Groupe International CD)，法国脊柱侧弯研究会会员 (Groupe d’Etude Scoliose de France)，亚洲骨科学会会员(Member of the Asia Pacific Orthopedic Association)、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学会任职;以及《European Spine Journal》(欧洲脊柱外科)杂志编委、《Spine》脊柱(中文)杂志副主编、《BMC Musculoskeletal》杂志编委、《ASIAN SPINE JOURNAL》(亚洲脊柱杂志)编委、《中国脊柱脊髓杂志》副主编、《中国骨与关节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华骨科杂志》常务编委、《中华外科杂志》编委等社会任职。

基于回国以来所做的成绩，邱勇主任光荣当选为江苏省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南京市侨联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荣获“中国医师协会第二届中国医师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光荣称号。

图片来源：除署名外，均由邱勇教授提供。